文/钟兆云
一份战斗详报让来到刘邓首长身边
巍巍太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抗日健儿杀敌的地方。
1941年夏，与山西、河南两省邻接的河北涉县，八路军129师师部召开的全师参谋工作会议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与会的多是旅、团级参谋长，但385旅派来的却是旅司令部作战股股长张廷发。原来，385旅参谋长曾绍山临时有事，张廷发受命代为参加。23岁的张廷发无疑是与会中职级较低、年龄最轻的一位，但就是这位在会上认真听讲、勤做记录的年轻人，会后受到了特别重视。
这特别重视，是从会议期间师部参谋魏垒的一次找谈中引发的。他问的是385旅的一个战斗详报是谁写的，得知张廷发就是拟稿人，他也没说别的什么，就离开了。
这样的问话，就连张廷发也不把它当一回事。1933年在家乡福建沙县投身红军前曾读过半年初中的张廷发，在红军队伍里多少都算是有文化的人了，何况1940年又参加过正规的党校学习。他当385旅司令部作战股股长也不是一二天的事了。作战股的事情非常繁杂，大凡司令员行军、作战的命令、通报，以及战斗总结、战例报告等，都是作战股的事。张廷发起草的这些文字材料还真不少。
◆抗战时期的张廷发。
张廷发万没料到，就是这个根本不算一回事的问话，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回旅部不久，他就接到129师师长、政委邓小平签署的命令，任命他为师司令部作战科长。能在刘邓首长身边工作，是全师每个干部战士渴望的一件幸事。张廷发既想不到这等幸事会从天而降，也无从知道“绣花球”为何偏偏抛向自己。
解铃还须系铃人，到师部驻地涉县赤岸村工作后，通过魏垒参谋之口，张廷发才知事因：在全师参谋工作会议前，刘邓首长对385旅的一份战斗详报予以高度评价，在证实系张廷发所写之后，又调查了张廷发其他方面的一些情况，觉得他适合师司令部作战工作，乃有这个调任。
张廷发到师部上任第一天，眼前就出现了熟悉的身影：师政委邓小平来作战室批阅文电。
早在红军时期，张廷发就闻听过邓小平的名字，到129师后不止一次听过邓小平的报告，但如此面对面接触，还是头一次。他甭提有多激动了，但听人说邓小平为人严肃、不苟言笑，内心不免紧张，不知如何开口。
不料，邓小平主动打起了招呼：“你叫张廷发吧！我听李(达)参谋长说过。”言罢主动伸手相握，含笑道，“你来作战科工作，我们今后接触的机会就多了。”
第一次交谈，邓小平就亲切地叫出麾下小兵的名字，让张廷发既惊讶又幸福，原先的上下级距离缩短为零。
此后，在司令部作战科长的任上，张廷发有很多机会接近邓小平，多次参加他主持的大会小会，感觉他平易近人，满腹经纶，讲起话来，简明扼要，一句是一句。
◆邓小平
邓小平对身边的参谋、干事，要求严格。参谋人员草拟的文电呈送后，他认真修改，有时连一字一句都再三推敲。重要文电和文章，他必亲自动笔，不要旁人代写片言只语，只叫张廷发和其他工作人员帮着誊清，帮着油印。张廷发曾多次目睹邓小平白天忙军政事务、夜里挑灯写文件的场面，尤其在太行山温村会议之前，为了撰写会议报告和总结所需的《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与政策运用》《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等3篇文章，身兼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的邓小平有时整夜与油灯相伴。虽然邓小平写起文章来如行云流水，往往一气呵成，但在张廷发看来，首长身体透支厉害，一字字地爬得着实辛苦。张廷发和作战科所能给首长分劳的，是帮助找资料，特别是及时提供有关军事及对敌斗争的部分素材。
战争年代，行军换防频仍。每到一地，往往作战科的地图才刚铺挂好，邓小平就来了，有时一个人来，有时和师长刘伯承一起来，或批阅文电，或拟定作战方案。遇到紧急情况时，刘邓首长常在作战室里坐等电报。在这期间，刘邓首长运用毛泽东战略战术、驾驭战争的雄才伟略，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以及总结分析战斗得失的言传身教，让张廷发受益匪浅，为他胜任后来领兵作战创造了条件。
1942年和1943年，太行地区进入抗战以来最为艰苦的岁月。除了日伪顽军的频繁“扫荡”和严密封锁，还有连年的灾荒。
为了战胜和减轻天灾人祸的危害，太行抗日根据地积极响应毛泽东在延安发起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刘邓首长号召全军将士一手拿枪，一手拿锄。邓小平与全体将士同甘共苦，吃穿与普通士兵无异，除了带头劳动，还在办公室安放了一台土造纺车，指挥作战和工作空隙就亲自纺线。张廷发看在眼里，内心深受感动，领着作战科忙里偷闲种了块西红柿地，伺候得还算不错，收获颇丰。邓小平见了，表扬作战科既懂作战，又会种地。
邓小平发现张廷发不仅足智多谋，而且能冲善打，这还缘于一次猝发的日军突袭事件。
1942年夏，日军出动2.5万之众，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前所未有的大“扫荡”。蒋介石则趁机指派阎锡山部队进占冀氏、浮山地区闹摩擦。战斗打响之前，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邓小平前往太岳地区领导对敌作战，组织指挥冀浮战役，刘伯承和李达留守太行地区领导根据地军民反“扫荡”。
邓小平率少数精干人员离开太行之前，叮嘱张廷发和司令部有关同志：“大敌当前，务必提高警惕，做好司令部工作，绝对保证刘师长的安全。”
在张廷发和全师将士的心目中，刘邓首长是一体的，是129师的灵魂和主心骨。两位最高首长在长期的斗争中，精诚团结，相互谦让，患难与共的优秀品质和崇高风范，深深影响着部属。邓小平这番叮嘱，既让张廷发等人深受感动，也感到肩上的责任。
1942年6月初，张廷发在作战室值班时收到一份情报。据内线报告，日军一部突然去向不明，有可能奔129师师部涉县赤岸村而来。张廷发顿感情况紧急。他知道，日军这次出兵最多、规模最大的“扫荡”，不仅采取了诸如“铁桶合围”“抉剔扫荡”的所谓新战术，还玩出了一些阴险的花招。日伪专门组织了一个“挺进队”，化装成八路军，深入根据地，专门探听情报，偷袭八路军首脑机关。这次奔129师师部而来并不是不可能的。
事关重大！张廷发立即把情报向参谋长李达作了报告。李达和刘伯承研究后，均判断敌人已查明129师领导机关和后勤机关所在地，必须马上组织转移。
考虑到师部和边区政府摊子太大，李达建议分成两个梯队转移，梯队间拉开距离。刘伯承采纳此建议后，和李达在前梯队指挥，师政治部机关、家属和边区政府在后梯队，预定转移到太行三分区黎城北一带会合。刘伯承指示两个梯队都要轻装，不走大路，并尽量夜行晓宿。当时，保卫师首长和机关的只有一个警卫连，刘伯承命令由作战科长张廷发指挥这支警卫部队。
◆位于涉县赤岸村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
受命于危难之际，张廷发马上组织警卫连，号召大家誓死保卫师首长和首脑机关的安全。
相比于刘伯承、李达所率的前梯队，后梯队几乎没有战斗力。他们中除了刘伯承妻子汪荣华、邓小平妻子卓琳、李达妻子齐柯、黄镇妻子朱琳，还有边区党委书记李雪峰、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等，此外还有印刷厂和边区机关人员。在行动上，后梯队困难也更大一些。张廷发手握驳壳枪，率警卫部队居于前后两个梯队之间，以备随时策应。
队伍沿着山路转来转去绕过敌人的包围圈。随着阴云密布，夜色朦胧，天地间散发出肃杀的气息，险象环生。张廷发脑子里紧绷着一根弦，叮嘱警卫部队高度警惕。
行至南委泉附近，忽然乒乒乓乓枪声大作，先头部队同敌人大队人马交起火来。危急关头，刘伯承镇定自若，巧妙地指挥两个梯队从另一路转移。张廷发则率警卫部队迅速抢占山头，控制制高点，阻击日伪军追击。
夜间作战，敌人虽然人多势众，但因为不熟地形，不知虚实，加上又是在八路军根据地内作战，心有所恐，并不敢贸然追击。打打停停中，张廷发考虑到，此时率部不论跟在前梯队后面，还是跟在后梯队后面行动，都将引起敌人的高度注意，一旦在后面追击，将给两个梯队造成灾难性的损失。一番运筹后，他指挥警卫部队边打边向前后两个梯队转移路线的相反方向行动，引诱敌人兜圈子。途中遇到敌人，他就指挥部队隐蔽在山沟里，待敌人通过后再走。
事实证明，张廷发使的是一计妙招。
天亮后，疲惫不堪的日伪军垂头丧气地撤出战斗。张廷发估计两个梯队已突围成功，遂率警卫部队向预定集合地点黎城北转移。历尽千辛万苦，甩掉了一茬茬敌人，通过了一个个敌据点，三天后，这支精干的部队与师部会合，一清点，不损一人一枪。刘伯承紧握张廷发的手，高兴地说：“你们安全无恙地归队，好样的，我们可都为你们捏把汗呀！”一直为这支部队的安全担忧的李达也大加赞扬：“你们把敌人引开，保证了机关和边区政府人员安全转移，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呀。”
张廷发冒死保卫刘伯承和师首脑机关、边区党政机关的安全，算是不负邓小平的重托。重回太行地区的邓小平得知此事，满意地笑了。此事，让邓小平知道张廷发不仅是腹有谋略的参谋，还是个能提兵上阵的干将。
没齿难忘的批评和关怀
在刘邓首长身边工作，张廷发经常聆听教诲，不仅培养了认真、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还从两位军政主官的谋略、智慧、风范中受益无穷。
张廷发日益凸显的才干也愈发地受到刘邓首长的器重。1943年5月，25岁的他被任命为太行军区参谋处长，翌年7月又受命担任太行七分区司令员，走上了独当一面的战将历程。他把在刘邓首长身边耳濡目染所学到的东西，巧妙灵活地运用到游击战、运动战中，越打越出色。解放战争开始不久，刘邓首长任命他为6纵参谋长，协助司令员王近山指挥作战。
1946年9月至年底，刘邓大军连续发起陇海、定陶、巨野、鄄城等战斗。鄄城之战歼敌刘汝明部9000余人后，刘邓大军亦相当疲惫，拟转至鄄城以北濮阳以东一带休整。
◆1946年，刘伯承与邓小平等在陇海战役动员大会主席台上。
6纵随野司一起行动。身为6纵参谋长的张廷发，仍然要保证刘邓首长和野战军机关的安全和行军所需物资，工作相当繁杂。那时，野司机关很精干，从邯郸出发时，刘邓首长和参谋人员、报务人员、译电员，携两部电台，共乘两辆大卡车。到濮阳的前两天，一场大雨把路给淹了，汽车没法行走，只好雇老百姓的7辆大车，刘邓首长在内也坐大车走。第三天抵濮阳后，邓小平考虑到几场大仗下来，民众负担颇重，因此特别指出要减轻人民负担，减少征用群众的大车。
第四天部队出发时，邓小平看还是那么多大车，不禁十分生气，当众严肃地批评张廷发：“讲了的事，为什么不执行？！”
昨天邓小平讲话时张廷发不在场，事后也没有人告诉他少用群众大车的指示，而且从濮阳再出发时，因发大水，卡车无法走，还得坐大车，所以仍然保持7辆。如今猛然听到严厉批评，心里不服气。
“辛辛苦苦才动员来大车，还挨批评……”张廷发觉得委屈，越想越生气，越想越不通，血气方刚的他在吃早饭时，一气之下把饭桌给掀了。
事情报到邓小平那，邓小平甚为不满，叫来张廷发，再次严加批评：“你，张廷发，兵骄将横！你横到我们头上来了。我们是这个战区最高负责人，批评你一下，你还有意见！”
这番猛批后，刘邓首长在行军途中一直不理张廷发，要他自我反省。
张廷发冷静下来了，觉得是自己做得不对，便主动找邓小平认错，做自我批评。邓小平很宽容，耐心地说：“我们干事情，要有群众观点，不能单打一。这个地方，国民党来，我们也来，人民负担很重，不堪其苦。我们要尽量保护人民利益，减轻人民的经济和劳役负担。人民的拥护，是我们打胜仗的重要条件。破坏纪律，脱离群众，是自掘坟基！”
这些话，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像千斤重锤敲击着张廷发的心，他羞惭之中，表示一定从这件事上吸取教训。
邓小平点点头，而后以温和语气说：“你是高级干部，相信你有这个觉悟。今后只要加强学习，加强思想修养，就不会重犯类似错误。”
邓小平对部属既严格要求，又耐心说服，这件事让张廷发铭记了一辈子，也影响了他一辈子。张廷发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还动情地讲起这段往事，说这是邓小平留给他的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
1947年春末，部队准备攻打亳州。一天下午，6纵参谋长张廷发向邓小平汇报战况。邓小平向他介绍新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他叫张星炳，是我从1纵那里要来搞机要的。”
张廷发见张星炳相貌酷似自己部队的机械处长张星照，顺口问道：“你认识一个叫张星照的人吗？”
没想到，这番无心插柳竟让张星炳激动有加，“怎么不认识，他是我亲二哥，我们已经10多年没有见面了。”接着他介绍了家史：大哥是地下党员，大哥带二哥出来参加革命不久就牺牲了，二哥后来又带他出来参加八路军，曾在运城的八路军第二办事处任副官主任，后来就失去联系了。
张家兄弟的革命经历，让邓小平听了颇为动容，说：“应该让你们这对多年不见的同胞兄弟见见面。”他转身对张廷发说：“现在正打仗，他是机要人员，身上带着密码，为了保证安全，你派个参谋带骑兵班，护送他过去跟哥哥亲热亲热。”
不独张星炳感激涕零，张廷发的心里也涌起一阵热流：去年自己在邯郸战役负伤后，邓政委不也关心有加吗！这些小事，充分体现了邓政委对部属无微不至的关怀之情。
1947年夏，刘伯承邓小平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率晋冀鲁豫军区主力1、2、3、6等4个纵队，共13万人，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把解放战争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去。身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参谋处长的张廷发，协助野司首长，参与了这一伟大战略行动的组织工作。
◆1947年8月，刘伯承在干部大会上作进军大别山的动员讲话。
鲁西南战役歼敌9个半旅5.6万人后，原计划休整半月，于8月15日南进。但刘伯承邓小平为争取时间，出敌不意，经中央军委批准，提前于8月7日出发。张廷发正宵衣旰食参与这一紧急行动的组织，不料在邯郸战役中落下的伤口复发，无法长途行军。邓小平得知，派人捎去问候，指示暂不随大部队南下，先安排回邯郸养伤。
又是一次毫发无损。邓小平以“三个最”相褒扬
邓小平和刘伯承挥师进入大别山后，在邯郸养病的张廷发密切关注战局。他得知，刘邓大军在获得巨大胜利的同时，重重困难也随之而来，中央军委乃令陈(赓)谢(富治)兵团8万人在豫西展开、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进入豫皖苏地区，以掩护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展开和站稳脚跟。与此同时，晋冀鲁豫中央局亦受命抽调大批干部南下中原，并筹集大批资金、物资，以备建立中原根据地急需。
面对快速发展的战局，张廷发心痒痒的，病体初愈的他渴望早日提枪上阵。
10月初，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忽然找到他，相告：“一批干部和物资要南下大别山，这批干部由你带队，组成南下支队，你任司令员，彭涛任政委。”
追随刘邓首长南下大别山，是张廷发的愿望，但带上这支特殊的队伍，却多少让他有所意外。滕代远见状，便说：“你任干部支队司令员，这是刘邓首长南下前交代的，你要保证干部一个不少，物资不损失。”
刘邓首长南下前就有这个设想，而且赋予自己以如此信任，张廷发深感激动。滕代远还关切地说：“晋冀鲁豫的10纵要南下大别山，你们就跟随10纵一起行动，10纵负责掩护你们。”
这次从老区抽调的地方党政干部是第二批，第一批已同刘邓大军到了大别山。第二批干部有太岳区1000多名、太行区400多名、冀南区1500多名、冀鲁豫区300多名，总计3000多名。数目比第一批多不说，还有很多地方工作经验丰富的高级干部，另外又带有大量黄金、银元、中州币和弹药、医用品等物资。虽有伤愈归队的指战员组成3个团相随行动，并有10纵掩护，但漫漫长路，敌情未明，要把干部支队顺利地带到新区去，而且保证他们一个不少、物资不损失，确非易事，张廷发深觉责任重大。
10月下旬，张廷发率南下支队从山东省阳谷县出发，和晋冀鲁豫副司令员王宏坤所率10纵在山东与河南交界的范县渡过黄河。11月初在河南民权、商丘之间越过陇海路，中旬过黄泛区，接着马不停蹄又徒步涉水渡过沙河、洪河和汝河，于11月24日到达淮河北岸的息县境内。一路行军，张廷发保持高度警惕，时刻做好应付敌军袭击的准备。
过了淮河，过了黄淮平原，压在张廷发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11月28日，南下支队越过信潢公路，安全抵达河南光山县。12月2日，刘伯承邓小平接见张廷发所率南下支队干部和10纵连以上干部，讲了创建中原解放区的意义和任务。
至此，张廷发率领的这批干部，在10纵护送下，经过艰难的千里跋涉，胜利到达大别山根据地。
握着老首长邓小平的手，张廷发响亮地报告：南下支队全体干部毫发无伤，物资除走丢一些骡马外，基本未受损失！
邓小平和刘伯承、李达都满意地笑了，他们虽没表扬，但这微笑中包含着对战将的信任和肯定。像上次临危受命率警卫连掩护刘伯承和师部机关行动未伤一兵一卒那样，张廷发又为中国革命立下一功。他率领的这支干部队伍，为开辟新的解放区、迅速建立各级党政军领导机构、巩固和发展新区的各项事业，起到很大作用。他们中的李雪峰、王任重、刘建勋等许多人，后来都成了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
张廷发是个闲不住的人，把干部和物资安全带到大别山后，主动来找刘伯承、邓小平要求尽快分配工作。
此时，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的心中，已定下开辟桐柏新区的蓝图。桐柏区包括豫西南和鄂北的广大地区，面积约57万平方公里，高山、盆地、平原错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这一地区东到平汉线与鄂豫区相邻，西望大巴山，威胁敌防线，南扼汉水，与江汉呼应，北跨伏牛山，同豫陕鄂区衔接，且近逼三阳(南阳、信阳、襄阳)，远慑武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出于对张廷发的信任，邓小平主张把他放到桐柏地区去打开局面。刘伯承极为赞成，对即将兼桐柏军区的10纵领导王宏坤、刘志坚说：“你们把张廷发放到这个地区，这个地区是大别山‘战争台风’的中心。”刘伯承在军用地图上作了个手势，他指的这个地方，就是桐柏军区第三军分区。当时，三分区管辖南阳以南、襄樊以北、老河口以东、桐柏山以西的襄阳、谷城、光化、邓县、内乡、镇平、新野等7县，几乎占整个桐柏区15个县的一半。这一带的南阳，驻有国民党正规军整编第3师，襄阳驻有整编第56师一个旅。国民党地方部队仅邓县的保安团就有12个团。这些保安团装备优良，拥有火焰喷射器等先进武器，还配有国民党高级机关装备的电台，颇具战斗力。
要离开主力部队到地方工作，张廷发从感情上实在有点不舍。邓小平耐心地做起了工作：在进入新区初期，我军主力部队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固然重要，分区武装积极歼灭反动武装也不可忽视，不少地区往往由于打下一个或连续打下几个敌据点，消灭一股或几股反动武装而解放一大片地区。
在明白刘邓首长的战略部署和自己所负工作的重要性后，张廷发痛快地接受了任务。
12月3日晚9时，张廷发怀着无限的眷念之情，离开了刘邓首长，和10纵全体指战员及分配到桐柏区的1000余名南下干部，不顾40多天长途跋涉的疲劳，兵分两路，冒雨踏上突破平汉线、开辟桐柏根据地的路程。
一路艰辛，在突破国民党驻信阳第五绥靖区司令张轸3个师的围追堵截后，两路部队分头进入桐柏区，于12月12日在湖北省应山县浆溪店胜利会师。翌日，10纵(兼桐柏军区)在应山县北部的浆溪店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司令员王宏坤正式宣布张廷发任桐柏军区三分区司令员，配属85、86两个团。随即，根据桐柏军区的部署，张廷发率三分区领导机关和两团人马疾速进军新野、邓县，向国民党苦心经营的反动营垒插去。
邓县战役由三分区和28旅共同发起。这是10纵进入桐柏区后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攻坚战。由于指挥得当，战术灵活，各部队密切配合、勇猛顽强，终于以少胜多，取得胜利，受到中原军区的嘉奖。1948年1月19日，新华社特作专题报道：“桐柏我军解放邓县歼敌保安团8000，豫西南反动地主武装遭到致命打击。”1月31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庆祝你们攻克邓县。”后来中央军委还来电表扬说，这不亚于消灭蒋介石一万正规军。
张廷发到三分区任职伊始，就遇到一个关系到今后发展的棘手问题，这就是该如何使用配属的2个团。桐柏军区在浆溪店会议上，对各分区2个团的集结和分兵有个规定，“要留一个团作为分区的机动部队，另1个团分遣为县武装，建立县武装部，统一指挥对敌斗争”。有的分区照此要求，把2个团分得较散，结果碰到多一点的敌人，不仅对付不了，还吃了大亏。有鉴于此，张廷发想到邓小平曾给他引用毛泽东经常说的名言：“运用之妙，存乎于心。”自己手上虽只有区区2个团，但面对7县百姓，只要发动人民战争，便有雄兵十万啊！一番深思熟虑后，他和分区领导一起，大胆修改军区的决定，采取相对集中的办法，从85团中拿出6个连分散到各县区，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扩大地方武装，建立民主政权，余下的3个步兵连、1个炮连和1个特务连组建成新独立团，配合86团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反动武装。4个月后，地方武装建立后，分散出去的这些连队又恢复建制，仍属85团。张廷发把85团的5个连和86团全部，作为分区的主力部队，集中使用，主动作战，效果明显。
三分区部队从奔袭新野开始，苦战半年，连续作战数十次，歼灭了分区范围内的大量公开的地方反动武装，连国民党小股正规军也闻风丧胆，由此在南阳以南、襄樊以北、唐河以西一带，打出了一大片士气高、民心顺、社会秩序较好的地区，并相继建立了新野、襄阳、邓县、光化、南阳等地方政权。
接到三分区的战报，邓小平十分高兴。他在1948年8月给中央的电报中，对张廷发所在的桐柏三分区大加赞许，说：“桐柏三分区则从两个团中分散小部掩护地方工作，集中一个多团积极歼击反动武装，结果胜利最多，士气民气最好，发展最大。这种方式比较妥善，即在初期应以集中力量消灭敌之军事力量为原则。”综观邓小平的一生，用“三个最”来夸奖一个人或一个地区，是极为罕见的。
邓小平和刘伯承领导的中原军区下辖皖西、豫皖、豫西、陕南、江汉、桐柏、鄂豫等7个军区、31个军分区。从“三个最”的评价，可见邓小平对桐柏三分区工作的满意程度，亦可说明张廷发业已成为刘邓麾下的一个得力将才。
此时的张廷发，确实到了大鹏展翅之时。
为了实现中央军委、刘邓首长把战争引向整个汉水流域、把汉水变为解放区内河的指示，张廷发率三分区部队奉命进入汉水流域作战和建立地方政权。1948年7月2日，张廷发率85(欠1个营)/86两个团和两个地方武装团强渡汉水，参加中原军区发起的襄樊战役。由于连日战斗，他的腿部伤口复发，不能行动，只好坐着担架指挥。就在这个关口，传来爱人在邯郸病故的噩耗，更是让他的身心受到沉痛打击。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来电话说：“实在困难，就不要到汉南去了。”但张廷发慨然表示：“既然受领了任务，我就得去，就是爬，也要爬过汉水，爬到汉南地区！”襄樊战役甫一结束，张廷发马不停蹄地率部直奔汉南，开辟汉南新区。
1949年夏季渡江战役结束后，邓小平和刘伯承率二野大部向大西南进发，只在中南地区留下少量部队和干部。邓小平走前曾发话说：二野的干部散在外面的太多，要收拢一下。当时，张廷发担任襄阳地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在组织关系上，分别隶属湖北省委和华中局(后改中南局)、四野兼华中军区(后改中南军区)领导。在这一背景下，1951年，张廷发被任命为11军副军长，在没有军长的情况下，主持军里工作，把部队从河北廊坊带到吉林凤凰城，待命入朝参战。这次任命，使张廷发从中南和四野的建制，又回到西南和二野的建制上来。
◆1951年，襄阳地委同志们欢送张廷发（前排左三）留影。
关键时刻不负邓小平的重托
1953年，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张廷发所在的11军军部调归空军，组建空军第5军军部。随即，张廷发被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看中，担任空军副参谋长，而后出任空军参谋长、空军副司令员等要职。
张廷发到北京空军总部后，虽然偶尔也可见到进入中央核心层的老首长邓小平，但工作上彼此接触不多。“文革”爆发不久，邓小平、张廷发相继被打倒，音讯相隔。林彪“九一三”自爆后，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张廷发被列入第一批接回北京的老干部名单，并于1973年5月任空军第一副司令员、空军党委第三书记。此时邓小平还没有解放，张廷发默默地为老首长祝愿。面对空军遭到林彪、吴法宪一伙严重破坏的局面，他和广大指战员坚守战斗岗位，积极工作，基本保持了部队的稳定，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一定成绩。
1974年末，中国步入至为关键的非常之秋。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利用毛泽东、周恩来病重之机，加紧进行篡党篡军篡国的阴谋。他们对空军这个拥有几十万作战部队、有着作战机动优势的特殊军种“情有独钟”，为此安插了许多眼线。张廷发在空军的一举一动，都在江青一伙的视线之内。
眼看一场灾难即将降临，张廷发心急如焚。他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从江西流放回京的老上级邓小平。他深情地凝视着老领导，值得欣慰的是，经过这场暴风骤雨的磨难，老首长的身体依然结实硬朗，目光犀利。
张廷发知道这次见面时间不可能很长，因此没有多发感叹，而是抓紧时间向邓小平反映了军队当前的现状和忧虑，并说：现在大伙都盼您出来啊！
这次短暂的见面，邓小平并没有多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但这个点头，连同邓小平那坚毅的眼神，给了张廷发无穷的信心，一切都心领神会。
果然，就在这次见面不久，1975年1月上旬，中共中央宣布：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旋即在1月中旬召开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受命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代替病重的周恩来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后，大刀阔斧地对工交战线和其他部门进行整顿，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正如张廷发等老兵们期盼的那样，复出伊始的邓小平，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一道马上担起了拯救军队的重任。在1975年1月召开的总参干部会上，邓小平提出军队要整顿。在这年7月，邓小平和叶剑英共同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这是一次久违的会议，张廷发和许多白发斑斑的老将军重新相聚，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尽的苦。他们支持邓小平、叶剑英旗帜鲜明提出的军队要整顿、首先是要整顿各级领导班子的号召。随后，在毛泽东批准下，军委迅速调整了军队一些大单位的领导班子。
张廷发义无反顾地站在了邓小平的麾下，以大无畏的精神在“整顿”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冲锋陷阵。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空军马上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会议开始时，并没有贯彻邓小平从思想和组织路线上整顿的精神，而把议题转为算编制账、体制账。张廷发发现不对劲，感觉这与军委决策有明显差距，遂和其他同志一道，及时向邓小平反映了情况。邓小平当即指示要重视解决空军这个“重灾区”的深层次问题，委派陈锡联、苏振华、杨成武和梁必业等人到空军来参加这个会议，扭转会议的议题。
8月，被林彪江青一伙打成“杨余傅”反党集团的原空军政委余立金获得解放，担任空军第二政委兼民航总局政委。紧接着，中央军委在10月1日发布命令：任命张廷发为空军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张廷发深知，这其中饱含着邓小平的信任和倚重，其中要顶住江青一伙多大的压力啊！
任命之初的一天下午，张廷发从南苑机场奉召来到邓小平住处。这是邓小平复出后，张廷发第一次上首长家，他在客厅里向老首长敬了发自内心崇敬的军礼。邓小平没有客套话，招呼他坐下，然后直奔主题：“你现在是空军主要负责人了，你对当前空军的工作有什么打算？”
这是邓小平几十年来的习惯，说话谈问题，总是开门见山，抓住要害。
复出两年多来，张廷发对空军的工作已胸有成竹。空军要改变面貌，也只有从整顿入手。他简要地汇报了空军工作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后，毫不犹豫地表示：“我们准备从整顿入手，对空军的工作进行全面整顿，改变面貌，开创新局面。”
邓小平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声音洪亮地说：“好，就照这么干！部队要整顿，还是全面整顿好。今天我找你来，就问这件事。当前你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夺去，保证空军部队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抓走。”
凭着多年的政治斗争经验，张廷发感觉到了邓小平两个“保证”的份量。他怎能不知，邓小平复出后刚开始整顿，“四人帮”一伙就坐不住了，多次制造事端，对邓小平进行围攻。“四人帮”向军队插手的活动也变本加厉了，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即是一个明证。为了让老首长放心空军的工作，张廷发慨然表示：一定团结空军党委绝大多数常委，顶住一切压力，在整顿中抓本质、抓主流、抓影响全局的中心环节，坚决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
10月底，张廷发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人民防空会议，和邓小平同坐主席台上。邓小平看到坐在后排的张廷发后，也没再说什么，只是和他交换了一下眼神，旋又点了点头。
◆1978年，张廷发向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介绍飞行表演情况。
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主动向张廷发打了招呼，无非是问他的身体，但眼光中却饱含着另一种期待。会后不久，张廷发受召到叶剑英处。叶剑英对张廷发讲的正是领导权问题。还在1975年7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叶剑英就针对“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严峻形势叮嘱军队高级干部：在军队没有职务的人，插手军队，你们要顶住。这次单独召见张廷发，足见信任和倚重。送张廷发出门时，叶剑英再次语重心长地说：“廷发同志，空军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两位副主席严肃郑重的交待，让张廷发深感形势严峻、责任重大之余，也更加注意斗争技巧。
张廷发回到空军后，马上布置对一些重点部队的管控、对一些特殊人物的掌握。他深知，部队掌握在听党的话的可靠的人手里，就有利于邓小平、叶剑英中央一级领导同“四人帮”作斗争。他还亲自坐镇值班室，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把关处理核心问题，以争取斗争的主动权。
在做好这些工作之余，张廷发对时局也深感忧虑。果然，1975年末来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领导的各项整顿被迫中断，形势发生了紧急逆转。
1976年1月，张廷发奉命参加中央打招呼会议。会上，江青一伙狂劲十足，以为天下是他们的了。江青在会上还公开点了张廷发和空军的名，“空军政委不听话”，要时任空军政委的张廷发他们“转弯子”。
张廷发洞若观火，知道江青所谓的“转弯子”，是变相的拉拢。他置之不理，横下一条心，对“四人帮”批下来的材料，能顶则顶能拖则拖。江青一伙见拉拢不成，就再发难，公开把手伸到部队，一面派人到部队暗中搞“调查”，制造各种事端，以“砸开空军领导班子”，一面由王洪文出面把空军党委常委分头找去“谈话”。张廷发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王洪文的找谈，最后一次没法再拖，索性在王洪文办公室和这位靠造反起家的“红人”吵了一架。
周恩来逝世后，邓小平的处境愈加困难，但张廷发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严冬过去是春天。他牢记老首长的嘱托，密切注视空军部队的稳定，不断提醒部队，任何时候都要听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在张廷发的带动下，空军党委多数常委政治立场坚定，始终没有按照“四人帮”的路线来另搞一套。
“四人帮”不甘罢休，步步进逼。张廷发压力重重，处境也愈发艰难，他同这伙人斗争的信念也愈发坚定。他鼓励自己：再艰难，也绝不能忘记邓小平和叶剑英的嘱托，绝不能丧失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党性！
随着朱德、毛泽东的相继去世，“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政军最高领导权的活动。这段时间，张廷发的脑子紧绷，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每时每刻都要极力顶住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在“文革”流放岁月落下的疾病，严重地侵蚀着他的身体，他在无法支撑下去之时被送进了空军总医院。
这时，恰恰到了两条路线紧急交锋的最关键时刻。
9月底的一天，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忽然来医院看张廷发，传达叶剑英的话说：病要治，部队也要管。张廷发听出了叶剑英这一招呼的含意，脑海里立即浮现起邓小平交给自己的首要任务：“要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夺去，保证空军部队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抓走。”非常之时，万万得防野心家抓权呀！
张廷发庄重地朝王守江点点头，说：“我懂啦！”
言罢，他咬紧牙关，从病床上一跃而起，立即出院，亲临空军作战值班室坐镇，密切注视事态发展。
当军委召集驻京部队各大单位领导人会议，陈锡联代表中央宣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时，张廷发兴奋得晕倒在地。他总算完成了邓小平、叶剑英交给的保住党对空军领导权这一重托，在严峻的政治考验面前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1977年，在一次军委会议的餐桌上，邓小平端着酒杯来到张廷发面前，当着大家的面说：“张廷发是准备第二次被打倒的。”
这是邓小平对张廷发政治坚定性的最好评语，也是党对战将的最高奖赏。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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